2014年3月，陕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西安市长安区郭新庄一座唐墓进行抢救性挖掘时，意外发现该墓竟然是唐代画家韩滉父母能合葬墓。韩滉为唐德宗宰相，以所画《五牛图》名满天下，因此该墓室壁画格外受人关注。

　　该墓坐北朝南，总长40.6米，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的单砖室墓。该墓由墓道、5个天井、6个壁龛、封门、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北壁东部绘有方形山水画障，东壁绘有男女乐舞。西壁绘有高士屏风，南壁门洞以西绘朱雀，顶部绘天象。此墓是典型的唐代贵族墓葬，发掘出土的壁画轰动了整个学界。根据墓志记载，韩滉的父亲韩休，京兆长安人，生有9个儿子，开元初年为虢州刺史，后转尚书右丞。开元二十八年( 740)五月卒，享年68岁。韩休为官清廉正直，文采颇优，工于文词。夫人柳氏，出身河东郡世家大族，天宝七年卒，与韩休合葬于少陵原。

　　唐代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一些画科、画法的形成发生于这个阶段。山水画的发展独立成科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由于唐代距今时间久远，唐代山水画具体面目究竟如何，只能从一些文献记述中了解一二。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唐墓壁画被发现，这些墓室壁画保留下了山水画创作年代和地点，是研究唐代山水画珍贵的第一手艺术史文本。

　　2014年12月，笔者前往韩休墓进行实地考察，就墓室北壁的独屏山水壁画谈一些看法。这幅山水壁画，高194厘米，宽217厘米。画中描绘的是一轮红日照耀下山庄水亭景致，画面色彩笔调清晰如初。如果将此幅山水壁画立意、构图、用笔、用墨及用色与唐代发掘的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节愍太子墓壁画进行比对，笔者认为韩休墓独幅山水壁画对研究唐代“山水画之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韩休墓室山水壁画分析比对，以揭开其在中同山水画历史嬗变中的意义和价值。

韩休墓地理位置示意图

　　韩休墓中的山水画《长安煦日图》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国初二阎，善美匠学，杨(契丹)、展(子虔)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山水树石作为宫观楼台配角之后开始变为主角。《贞观公私画史》著录了展子虔以其建筑和山水为题材的《杂宫苑图》《南郊图》这些都说明在唐之前有表现园林山水的作品。中国古代贵族喜好依自然山川建造园林的习惯。唐代的长安城，关中、秦岭山麓风景优美之处兴建有大量的皇家离富、别馆、佛道寺院以及贵族庄园，宏伟辉煌的宫阙、楼台、宫观、屋楼这些园林建筑和山川美景，成为人们欣赏和描绘的对象。而韩休墓独幅山水画，直观地印证了这一点。考古专家周晓陆教授认为，韩休墓室的山水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别样的意义，它是中国中古时代园林的写照。

《长安煦日图》

　　此幅《长安煦日图》用山岳的雄俊来寓意墓主人的曾经的辉煌富贵，河水的澎湃来寓意生命的盛壮。《长安煦日图》不仅是人间社会秩序的镜子，也是韩体日常生活的写照。阳光、山川、河流是自然界生命力的具体化身，因为这一切都可抚育花朵、草木。山陵含云、溪谷积雾，是雨水的源泉和季节更替的动力所在，同时也是农业文明的依归。《长安煦日图》描写山岳河川的秩序井然、草木茂盛、阳光普照，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精神的一种寄托和表达。《长安煦日图》所处的时代，正是山水画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山水画已经形成一种包含后世各类山水画母体。画中行云流水般的落墨与行笔，代表着主人“心念”的无往与生灭。《长安煦日图》为我们了解研究唐代山水画的之变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安煦日图》看唐代山水画笔法

　　“笔法”指用笔的关键技法。笔法包括了下笔、行笔和收笔。就山水而言，山水画起笔落墨，勾、皴、擦、点、染就蕴含其中。山水画中“勾”或“勾勒”，是指勾取山石的轮廓和脉络。清方薰说： “丘壑之妙，勾勒之妙也”， “勾之行止，即峰峦之起跌”，勾勒是山水画最为基础的功夫。《长安煦日图》初步摆脱了早期山水画的装饰意味，画者以墨线勾勒山石结构轮廓，再用大笔长线皴染。就这幅画的笔法，学者徐涛认为：“此幅山水画，山势由青绿色涂抹而成，这种涂抹并非简单平涂，而是依山势而行，使之具有立体的效果，类似后世的皴法。”

　　这种表现山石的早期皴法，是后来披麻皴法的先兆。此法在韦浩墓、章怀太子墓中也有所见。韦浩墓兴建于神龙二年( 708)山水画，画中以方折之笔，来表现树干凹凸之状。同时以皴笔来表现树干的粗糙肌理。在夹叶树的表现上不仅注重对每一片叶子勾勒的同时，对叶子的组合穿插方法熟练。

　　值得注意的是，此画中几处竹子虽为人物的陪衬，但皆以完整的直立式整株造型，此画法已出具墨笔“撇写”与“双钩”设色之风，后世画竹者大多为此二法。在唐中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双钩设色和纯用水墨两种画竹的方法，《长安煦日图》中的墨竹也使用其中一法。可见这一时期已出现众多高手，后世画竹虽有风格意趣，基本不外乎此法。整幅画面物象用“双钩”之法，线条匀称，有小写意之风。

《长安煦日图》局部

《长安煦日图》局部墨竹

《长安煦日图》局部

　　《长安煦日图》与章怀太子、韦浩墓的山水画，用笔豪放，线条粗细变化丰富，水墨晕染成为一种主要手段，具有极强的书写性。这三座墓室壁画中皆画有竹。韩休墓是以墨笔书写，后用石绿薄染，而韦浩墓中的竹子则是用墨笔“撇写”和“双钩”设色，画竹之法完备，后世画竹基本不离其二法。

　　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双钩设色和纯用水墨两种表现竹子的方法，后世画竹虽有情趣风格，但都源于此二法。可见唐人已开中国画写竹风格之先河。两方《王维画竹》石刻本(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原是王维画于凤翔开元寺东塔院墙上，北宋中期名臣游师雄在嘉佑年问( 1056-1063)到凤翔开元寺东塔院看到王维竹画于壁上，墨迹完好。苏轼在《凤翔八观》中描述： “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为了更好地保存画迹，游师雄在元祐六年( 1091)摹本勒石立于寺中，后开元寺毁，这两块《王维画竹》的石刻移至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这两幅《王维画竹》虽系模刻，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感受出王维绘画的“用意”、 “风标特出”的艺术家。他画竹水平虽高于墓室壁画中的竹子，但王维的画法具有那个时代的审美特征，在山水画的源流与传承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节愍太了和懿德太子墓中的山水画，线条粗细一致，转折遒劲有力。其中节愍太子墓山水在表现远处山峦的顶部草木丛树上遗留着早期的图符印记，虽然显得生拙，但这种符号在后来的发展衍生中，慢慢地生发出了中国山水画远树的点苔之法。朱家道村墓的六扇屏山水画则开启了水墨为上的山水表现方法。

　　从《长安煦日图》看唐代山水赋色　

　　唐以前的山水画，初由人物画背景脱离出来，在设色上还保持某种装饰性和陪衬性的特点，基本上是勾勒填色，色彩浓重，或近于小青绿或接于没骨。唐以来，山水画既为独立体裁，笔墨技法上又有了大发展，设色方面也随之丰富。大体而言，山水设色有水墨、水墨淡彩、浅降、大小青绿、没骨等几种。正所谓“墨以破用而生韵，色一清用而无痕，轻拂轶于浓纤，有浑化脱化之妙”。充分表明了唐人对山水画色彩的认知。

　　早前山水画在用色方面，有极沉厚者，有极淡逸者。其创制损益，出奇无方，不执定法。《长安煦日图》在设色方面，为水墨山水与水墨淡彩之间，画者用墨线勾勒山石轮廓结构，并以赭石、花青、淡藤黄和墨大笔涂写。画中树叶，以墨色书写后用石绿点染。这种随类赋彩的色彩观充斥着整幅画面，包括画面中的太阳、草亭、山川，都是此观念的一种充分表达。画中物象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或勾勒敷彩或直接点染，并在光影处用朱磦强调。《长安煦日图》的设色和章怀太子墓设色相似，同是以墨线勾画轮廓，用石绿、赭石和淡墨晕染，一般在阳画施以石绿，在阴面以赭石晕之，画面简洁明快。

节愍太子墓 壁画 局部

节愍太子墓 壁画 局部

懿德太子墓 壁画 局部

章怀太子墓 壁画 局部

　　此时的山水画已经出现了3种倾向。

　　1.《长安煦日图》与章怀太子墓、韦浩墓的山水画在设色上较为相似，墨线勾画后用石绿、赭石、淡墨晕染，整幅画面，色彩简淡，画面墨色和色彩保持一种主宾关系，这以水墨晕染为主的作品，成为淡彩山水画的早期特征。

　　2.唐墓中的节愍墓和懿德墓山水设色，画面线条内侧均匀以色彩晕染，山水色彩种类和上色技法繁多，其设色法接近青绿山水画家李思训设色。

　　3.朱家道村墓六扇屏山水画的构图、山石结构、墨色勾勒、水墨皴染、淡彩渲染来看，反映出了盛唐后期水墨山水画的基本面貌，此幅作品是了解王维、张璪等人“破墨山水画”的原始物证。另外，此六扇屏风式的绘画，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实物模拟，他真实的展现了唐代山水屏风或山水障子的一种特定形制。

　　在唐代文献和诗歌中有许多关于山水屏风的记载，在屏风上作画是唐代一种流行风尚。朱家道村墓山水画开肩了中国水墨皴染之先河。

　　文章来源于：shuimohuashan（水墨华山）微信公共号

　　全文阅读，请查阅《美术》2016年第六期